香港加密监管政策让更多的企业选择出海

时间：2021-12-28|浏览：271

Sam Bankman-Fried 在香港的时间相对较短，但利润丰厚。他在这座城市度过的三年中，这位以在办公室睡觉而闻名的工作狂创立了 FTX，这是一家加密衍生品交易所，并迅速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易平台之一。该业务的成功使 Sam Bankman-Fried 在 29 岁时就以 265 亿美元的财富成为加密领域的首富。然后他离开了香港。
今年 9 月，Sam Bankman-Fried 飞往巴哈马。当 FTX 的运营团队欢迎巴哈马总理来到他们的新总部时，他穿着西装的陌生景象让他的众多粉丝感到惊讶。为什么选择巴哈马？
他在位于加勒比群岛的办公室说：“加密业务拥有长期的监管指导和明确性非常重要，香港尚未起草实际法案……具体结果如何还存在不确定性。”
图片：加密衍生品交易所 FTX 的首席执行官 Sam Bankman-Fried
香港已发展成为区块链和加密相关业务的温床。许多全球加密行业的精英都在香港起步，包括交易所CryptoCom、Bitfinex、OSL等。全球最大的稳定币 Tether 也是在香港推出。根据区块链数据公司 Chainalysis 的数据，香港在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流入了价值 600 亿美元的加密资产。
但香港的监管不确定性，已成为一些加密公司将业务转移到其他市场的催化剂，在这些市场中，监管机构正在更迅速地推出支持加密行业的规则。
新加坡是最近的地点，于 2020 年 1 月向加密行业敞开大门以来，Brian Armstrong 的 Coinbase、赵长鹏的 Binance、Winklevoss twins 的 Gemini 已经相继在新加坡设立了业务部门，并申请了该国的经营许可证。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表示，截至 7 月，它已收到 170 份加密相关服务提供商的加密许可证申请。尽管迄今为止金融监管机构已经拒绝了两名申请人，但其他三名候选人，澳大利亚交易所独立储备银行、星展银行的经纪部门和新加坡金融科技公司 Fomo Pay 在过去三个月中宣布他们已获得加密许可证。加密交易所 Coinhako 在 11 月表示，它也获得了 MAS 的临时性批准，使其成为该国最新一家受监管的加密交易所。到目前为止，大约有 70 家与加密相关的服务提供商获得了临时豁免，允许他们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运营六个月。

香港加密监管政策让更多的企业选择出海
根据 CoinGecko 的数据，按 24 小时交易量计算，全球第三大加密交易所 CryptoCom 今年将总部从香港迁至新加坡。Eqonex Group 是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数字资产金融服务公司，去年在新加坡成立了其加密衍生品交易所，而仅在香港经营其他业务。该公司的前身为 Diginex，受限于香港的监管制度，禁止加密衍生品并将交易服务限制为专业投资者。
Eqonex 集团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拜沃斯 (Richard Byworth) 表示：“这两件事我们真的不觉得是正确的做法，而且实际上与我们设计产品的方式背道而驰。”
香港于 2019 年为允许投资者买卖证券代币的平台引入了选择性许可制度，证券代币是数字形式的传统股票和债券，但大多数加密资产都不属于该框架的范围。此外，获准的交易所只能为拥有至少 800 万港元（100 万美元）流动资产的专业投资者提供服务。他们还被禁止向投资者提供加密期货和衍生品的交易。
到目前为止，唯一一家在香港获得牌照的是加密交易所 OSL。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在 11 月表示，它正在考虑其他几家公司的申请。
现在，香港的监管机构正在讨论对提供加密交易的交易所实施强制许可制度的可能性，包括比特币和之前被排除在外的其他加密资产。然而，该提案仍建议将在香港运营的加密交易所限制为仅向高净值的投资者提供服务。
“坦率地说，要遵守一套规则并不容易。但在我看来，香港法规所做的是为世界任何地方的数字资产投资者提供最高水平的保护，”OSL 首席执行官韦恩·特伦奇 (Wayne Trench) 表示。
但一些人认为，如果散户投资者唯一的选择是使用不受监管的交易所在香港交易加密资产，那么该政策将导致散户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国际会计审计公司普华永道驻香港的加密负责人 Henri Arslanian 表示：“尽管你想禁止它，但人们总会找到交易加密资产的方法，而且他们会在其他地方购买。这是现实，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会让公众面临更大的风险。”
根据支付巨头 Visa 最近发布的一份调查，有约三分之一的香港居民已经投资、转让或交易加密资产，以换取商品和服务。而这样的结果显示，香港居民在对数字资产的参与度方面仅次于美国。
Eqonex 的拜沃斯表示，香港仍有其他有利政策，让香港的企业更容易招聘和留住国际人才。“即使香港在加密监管方面走下坡路，很多人才流出新加坡，但当它决定改变路线并转向更灵活的市场监管时，它可以随时夺回相当多的市场份额。”